在1830-1840年代，區域主義者提供了西班牙社會烏托邦社會主義的刺激，到了1860-70年代則是由聯邦-共和主義者接續在西班牙社會之間鼓動。在這個時期，地方與區域的經濟系統存在不相同的模式，土地的佔有形式本質在各個區域也有所差異，這都顯示出了各個地方相互間的斷層。在安達盧西亞和艾克斯特拉馬杜拉的南方西班牙，土地是由大地主所佔有，並且由那些組成西班牙農業無產階級的日間勞動者耕作。而相反的在位於西班牙西北方角落的卡里西亞，他們的農地則是以小塊小塊(一公頃上下)的方式佔有。只有在加特盧尼亞，跟巴斯克地區的阿拉瓦和內瓦喇佔有土地為中型大小，大約10-100公頃範圍；這些不同的土地佔有方式顯示出了在這些不同區域農業收入的差異。

在18世紀末，西班牙的農業土地大多由領主繼承，或是由教會和公民機構佔有，在這個情況下造成西班牙的農業人口分裂成兩個不同的階級位置，「一個是寡頭主義的大量財產擁有者，與另外一個佔了人口多數的貧苦農民群眾」在塞爾維亞貴族擁有72%的塞爾維亞王國，其他六個大領主家庭則擁有整個塞爾維亞區域接近90%的農業土地。而在放到整個安達盧西亞區來看，其中兩個最大地主所擁有的土地佔了這些大領主的近一半農地。封建制度的財產關係對於這些擁有者沒有去發展農業的刺激來源，所以他們也沒有意願去增加土地的農產量，或是在農業技術上改革。

西班牙在經過拿破崙戰爭，與失去美國的殖民市場為過去的封建系統帶了危機，而在同時一群新興的商業和工業資本家們也開始緊迫的要求土地改革來刺激農業的發展。當自由主義者在1835年當權時，他們著手一連串的農業改革，意圖增加政府的收入還有增加國家經濟生產力。另外，他們將土地賣給那些更有管理土地行動的擁有者。1837年的一個法令撤銷了教堂與村落議會的土地擁有權，他們將這些土地拿到公開市場上販賣。同年也廢除了長子繼承權，開啟了貴族財產進入到公開市場的可能。

在安達盧西亞和艾克斯特拉馬杜拉因為教堂土地的撤銷造成了很多教堂內部的問題不斷。這些問題，最終導致了更多農人和小地主的生活情況更加的困難。很多的無地農工因為沒有錢，所以根本不可能購買這些被釋放到市場上的土地，更慘的是，他們反而成為那些因為商業交易而成為「新貴族們」，或是過去的大領主們交易下的奴工。這個土地改革法令，事實上沒有對廣大的窮農有任何幫助，他只是將過去的君主轉換成資本家，並且加深了財產的集中化。而在將農人趕出過去他們耕作的土地之外，也造成了無產階級化的發生。最後，這些新自由派的農業革命只是成功的建立了一個新的非平等階級。

在艾洛鋼，蘇山哈汀主張，這個改革實際上建立了一個地方資本家控制地方政治家的情況。而不公平的經濟發展包圍在整個土地再分配的緊張之下，使得西班牙經濟一直持續在激盪在農業的經濟體系上無法向工業發展，直到西班牙內戰才有小部分的工業開始發展。在19-20世紀交替間，加特盧尼亞出現了很多的成衣工人，40%是女人，其他有阿斯圖里亞斯作為主要的礦業中心，馬德里等的周邊大城和北部有一些中產階級出現，他們是商人、老師、律師、醫生和官僚系統的人。

階級差異是極端的，特別是發生在南部。在安達盧西亞南部區域很多的工人們群落在一個城市裡結集了大概一萬五到一萬兩千人的居民，其中大部分的人都沒有自己的土地：男人就是在臨近的農田裡做做一日工或一星期的臨時工(若是當時有工作的話)，領取難以餬口的薪水，而很多女人就從事家庭僱佣的工作。食物一直都是缺乏的，主要的卡洛裡來源就是食用油與麵包，一般的工人呈現營養不良的狀態。

在工業區的工作與生活條件比起來是好一些，在19世紀中，工農們將近ㄧ半的收入都花在食物上面，而這一半裡的一半都是用在購買麵包上。在加特蘭成衣業，工人們在一個不通風炎熱的工作環境下，一天工作12-15小時。這其中大概40-45 %的勞動者為男人，女人也持同樣百分比，其他10-20%為童工。他們很多人在6-7歲開始工作。勞動者的生命週期平均比那些有錢階級少了一半。而隨著工業技術的現代化，階級的衝突在傳統的父權主義下更是無法受到調解。

除此之外，男女的性別分工在這期間也是分裂得非常嚴重，男人與女人根本是活在不同樣的生活之中，女人的經濟是依賴在男人身上的，女人們的生活因而就只限制在繁重的家事工作中，除此之外這些女人有時也同樣的參與在其他勞動之中。另外，農家女人通常要照顧自己家裡的菜園(提供家裡的蔬菜來源)，但是這樣的工作通常不被認定為勞動。在工業部分，出現了很多的個人勞動階級女人，不管工作的範圍包括是在離開家外的外僱家務勞動或是成衣廠(有些人可外帶到家裡工作)，她們也是支薪勞動者的ㄧ員，這些女人領取的是不平等的的薪資報酬。而女人的社會交往範圍也往往只有其他女人：那些家人成員，鄰居，工作夥伴或是其他在市場上遇到的其他女人。男人相反的，擁有自己一片廣大的男人社會世界，從工廠，工會開會或是到地方酒吧。

文盲的問題同樣的存在於階級與性別的差異上，在農業區一般沒有學校。寡頭統治者因為害怕教育帶給人們潛在的基進影響而將教育妖魔化為一個邪惡的文化散布行動。在1860年，塞爾維亞有84%的群眾是文盲，卡蒂斯有79%，另外在武愛瓦則有83%。就算有學校的地方，一般家庭也沒有足夠的錢負擔他們的小孩接受教育，而就算家中有一個人有幸可以進入學校學習也往往是男孩子。在1878年西班牙只有9.6%的女人識字，而直到1900年，女人的文盲率還在71%。

安那其主義在這樣的文化背景上找到了機會，而西班牙傳統的集體主義上也與安那其組織不謀而合。就向華金●科斯大說的，「只有真正的是由個人獨力產生的才能存在個人財產的合法性，除此之外，土地是屬於自然的一部分，他不可能被合法成為誰的私有財產」。類似的想法可以被追朔到16世紀的西班牙。在之後的三個世紀中，西班牙鄉間一直持續的存在著很多要求解除財產制度，或是土地重新分配的起義刺激動力和組織。在19世紀中，撤銷法令發生之後所造成的後果使得強盜還有群眾叛亂的情況增加，其中多少有明顯的政治意圖。伯納提到這些農人抵抗這些改變的原因是來自19世紀中改革的影響，而這些抵抗行動就是自發的奪回那些他們認為被『侵佔』的共有土地，最後他們的行動發展成為直接行動和佔領那些他們認為本來屬於他們共同的土地。在他的分析下1857年是西班牙勞動階級覺醒的重要開始。

1850-60年的農業危機使得城鄉氾濫著饑荒和失業，直到1868年的春天。在這個轉機下，給予了資產階級革命反對君主政體的背景。農人和日間工人也熱情加入共和黨人之中，將這個過程改換成一個社會與政治的革命，並且要求重新分配土地。然而革命自治委員會不支持這些訴求，最後社會革命被鎮壓。當巴枯寧派他的密使法那利在1868年到西班牙時，他帶來了安那其主義的訊息，而安那其主義在安達盧西亞的手匠工人和日間勞動者中找到了他思想的溫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