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法那利帶來的安那其主義思想因為屬於國際工人協會的巴枯寧主義派路線,所以他談的事安那其集體主義。這些思想觸動了西班牙日間勞動者對於土地的渴望,並且進而的轉化進入一個基進的政治認識。當他開始在馬德里與巴塞隆那與工人會面的時候,一個工人組織的胚胎就開始慢慢浮出。另外靠著1868年革命的失敗,這些工人面臨到共和主義派的行為差異等,他們開始建立的運動就不再持續的攀附共和主義的道路上,而尋求另外一個獨立政治立場的發展。

一個屬於西班牙區的國際工人協會組織起來了,羅法艾爾●法卡說「我們渴望資本、國家還有教堂的權力結束,讓我們在這些廢墟之上建立一個安那其,一個自由的工人協會的自由聯盟。」在成立之後的會議上,他們將自己定位為以工團主義抵抗為基礎,並結合團結工會路線,聯盟主義與反政治行動為主要核心思想的團體。而在思想核心上遵循的是一個安那其集體主義的原則去組織工人,以武力推翻政府。

但也是因為西班牙社會的差異,造成了組織內部難以團結的問題,並且這些概念思想在不同的地方也受到不同的理解認識。舉例,加特盧尼亞的工人來說吧,他們是當時最大的團體,並且是唯一一個工業工人團體,雖然工人們普遍支持革命的目的,但是在實際的工作中還是傾向於改革(像是,只專心在工人的日常問題中),而且他們的努力也只限於工會範疇。

當時在安達盧西亞農業區,有技術的工人是比較傾向於安那其集體主義的,如卡普蘭提議的,集體主義的計畫是「經濟的來源來自於集體的勞力,但是這個集體的團體佔有他們生產的物品」。另外沒有技術或是失業的工人傾向於「安那其共產主義」這兩思想的主要差異來自於社群的範圍認定。安那其共產主義的認識是「資源不是由(生產者的)集體所佔有的,所有的生產物都是由所有的人共同擁有,每個人不管是工人或是家庭主婦,健康不健康,年輕或是老年人,只要他需要的,都應該在共有的商店中取得。」

因為安那其共產與安那其集體主義者所持的立場想法不同,他們的行動策略上也有所不同。安那其集體主義認為運動的基礎就是工會,而就當時西班牙經濟制度的結構下,男性與城市成了工會的主要運動核心成員與鬥爭場所。另外一方面,安那其共產主義在設定上有所不同,他們將傳統的自由公社概念做為運動基礎,強調直接行動,並且把所有的公社成員都包括在運動之中,從自僱工匠,佃農還有小地主等,農村與城市的無產者,家庭主婦,小孩還有那些失業者都是公社與安那其共產主義運動中的ㄧ員。而最後到了1888年,西班牙運動的立場有所改變,他們正式的將自己的運動重新定位為安那其共產主義。

在1830-1840年代,區域主義者提供了西班牙社會烏托邦社會主義的刺激,到了1860-70年代則是由聯邦-共和主義者接續在西班牙社會之間鼓動。在這個時期,地方與區域的經濟系統存在不相同的模式,土地的佔有形式本質在各個區域也有所差異,這都顯示出了各個地方相互間的斷層。在安達盧西亞和艾克斯特拉馬杜拉的南方西班牙,土地是由大地主所佔有,並且由那些組成西班牙農業無產階級的日間勞動者耕作。而相反的在位於西班牙西北方角落的卡里西亞,他們的農地則是以小塊小塊(一公頃上下)的方式佔有。只有在加特盧尼亞,跟巴斯克地區的阿拉瓦和內瓦喇佔有土地為中型大小,大約10-100公頃範圍;這些不同的土地佔有方式顯示出了在這些不同區域農業收入的差異。

在18世紀末,西班牙的農業土地大多由領主繼承,或是由教會和公民機構佔有,在這個情況下造成西班牙的農業人口分裂成兩個不同的階級位置,「一個是寡頭主義的大量財產擁有者,與另外一個佔了人口多數的貧苦農民群眾」在塞爾維亞貴族擁有72%的塞爾維亞王國,其他六個大領主家庭則擁有整個塞爾維亞區域接近90%的農業土地。而在放到整個安達盧西亞區來看,其中兩個最大地主所擁有的土地佔了這些大領主的近一半農地。封建制度的財產關係對於這些擁有者沒有去發展農業的刺激來源,所以他們也沒有意願去增加土地的農產量,或是在農業技術上改革。

西班牙在經過拿破崙戰爭,與失去美國的殖民市場為過去的封建系統帶了危機,而在同時一群新興的商業和工業資本家們也開始緊迫的要求土地改革來刺激農業的發展。當自由主義者在1835年當權時,他們著手一連串的農業改革,意圖增加政府的收入還有增加國家經濟生產力。另外,他們將土地賣給那些更有管理土地行動的擁有者。1837年的一個法令撤銷了教堂與村落議會的土地擁有權,他們將這些土地拿到公開市場上販賣。同年也廢除了長子繼承權,開啟了貴族財產進入到公開市場的可能。

在安達盧西亞和艾克斯特拉馬杜拉因為教堂土地的撤銷造成了很多教堂內部的問題不斷。這些問題,最終導致了更多農人和小地主的生活情況更加的困難。很多的無地農工因為沒有錢,所以根本不可能購買這些被釋放到市場上的土地,更慘的是,他們反而成為那些因為商業交易而成為「新貴族們」,或是過去的大領主們交易下的奴工。這個土地改革法令,事實上沒有對廣大的窮農有任何幫助,他只是將過去的君主轉換成資本家,並且加深了財產的集中化。而在將農人趕出過去他們耕作的土地之外,也造成了無產階級化的發生。最後,這些新自由派的農業革命只是成功的建立了一個新的非平等階級。

在艾洛鋼,蘇山哈汀主張,這個改革實際上建立了一個地方資本家控制地方政治家的情況。而不公平的經濟發展包圍在整個土地再分配的緊張之下,使得西班牙經濟一直持續在激盪在農業的經濟體系上無法向工業發展,直到西班牙內戰才有小部分的工業開始發展。在19-20世紀交替間,加特盧尼亞出現了很多的成衣工人,40%是女人,其他有阿斯圖里亞斯作為主要的礦業中心,馬德里等的周邊大城和北部有一些中產階級出現,他們是商人、老師、律師、醫生和官僚系統的人。

階級差異是極端的,特別是發生在南部。在安達盧西亞南部區域很多的工人們群落在一個城市裡結集了大概一萬五到一萬兩千人的居民,其中大部分的人都沒有自己的土地:男人就是在臨近的農田裡做做一日工或一星期的臨時工(若是當時有工作的話),領取難以餬口的薪水,而很多女人就從事家庭僱佣的工作。食物一直都是缺乏的,主要的卡洛裡來源就是食用油與麵包,一般的工人呈現營養不良的狀態。

在工業區的工作與生活條件比起來是好一些,在19世紀中,工農們將近ㄧ半的收入都花在食物上面,而這一半裡的一半都是用在購買麵包上。在加特蘭成衣業,工人們在一個不通風炎熱的工作環境下,一天工作12-15小時。這其中大概40-45 %的勞動者為男人,女人也持同樣百分比,其他10-20%為童工。他們很多人在6-7歲開始工作。勞動者的生命週期平均比那些有錢階級少了一半。而隨著工業技術的現代化,階級的衝突在傳統的父權主義下更是無法受到調解。

除此之外,男女的性別分工在這期間也是分裂得非常嚴重,男人與女人根本是活在不同樣的生活之中,女人的經濟是依賴在男人身上的,女人們的生活因而就只限制在繁重的家事工作中,除此之外這些女人有時也同樣的參與在其他勞動之中。另外,農家女人通常要照顧自己家裡的菜園(提供家裡的蔬菜來源),但是這樣的工作通常不被認定為勞動。在工業部分,出現了很多的個人勞動階級女人,不管工作的範圍包括是在離開家外的外僱家務勞動或是成衣廠(有些人可外帶到家裡工作),她們也是支薪勞動者的ㄧ員,這些女人領取的是不平等的的薪資報酬。而女人的社會交往範圍也往往只有其他女人:那些家人成員,鄰居,工作夥伴或是其他在市場上遇到的其他女人。男人相反的,擁有自己一片廣大的男人社會世界,從工廠,工會開會或是到地方酒吧。

文盲的問題同樣的存在於階級與性別的差異上,在農業區一般沒有學校。寡頭統治者因為害怕教育帶給人們潛在的基進影響而將教育妖魔化為一個邪惡的文化散布行動。在1860年,塞爾維亞有84%的群眾是文盲,卡蒂斯有79%,另外在武愛瓦則有83%。就算有學校的地方,一般家庭也沒有足夠的錢負擔他們的小孩接受教育,而就算家中有一個人有幸可以進入學校學習也往往是男孩子。在1878年西班牙只有9.6%的女人識字,而直到1900年,女人的文盲率還在71%。

安那其主義在這樣的文化背景上找到了機會,而西班牙傳統的集體主義上也與安那其組織不謀而合。就向華金●科斯大說的,「只有真正的是由個人獨力產生的才能存在個人財產的合法性,除此之外,土地是屬於自然的一部分,他不可能被合法成為誰的私有財產」。類似的想法可以被追朔到16世紀的西班牙。在之後的三個世紀中,西班牙鄉間一直持續的存在著很多要求解除財產制度,或是土地重新分配的起義刺激動力和組織。在19世紀中,撤銷法令發生之後所造成的後果使得強盜還有群眾叛亂的情況增加,其中多少有明顯的政治意圖。伯納提到這些農人抵抗這些改變的原因是來自19世紀中改革的影響,而這些抵抗行動就是自發的奪回那些他們認為被『侵佔』的共有土地,最後他們的行動發展成為直接行動和佔領那些他們認為本來屬於他們共同的土地。在他的分析下1857年是西班牙勞動階級覺醒的重要開始。

1850-60年的農業危機使得城鄉氾濫著饑荒和失業,直到1868年的春天。在這個轉機下,給予了資產階級革命反對君主政體的背景。農人和日間工人也熱情加入共和黨人之中,將這個過程改換成一個社會與政治的革命,並且要求重新分配土地。然而革命自治委員會不支持這些訴求,最後社會革命被鎮壓。當巴枯寧派他的密使法那利在1868年到西班牙時,他帶來了安那其主義的訊息,而安那其主義在安達盧西亞的手匠工人和日間勞動者中找到了他思想的溫床。

前言

最近的在雷亞港造船廠相關的的抗議行動活動在車間與社區之中,他們反對資方要脅關閉工廠的動作,並且在這場抗爭行動中,西班牙全勞聯展現了其重要與決定性的角色。

全勞聯的參與影響著抗爭的組織和行動模式的選擇,這是與過往傳統的改良主義工會中最大的差異  – 同樣的這也帶來了戲劇性的後果。

當 西班牙工人社會黨(以社會民主黨為名,但行柴契爾主義之實的執政黨)發布了一個將雷亞爾港造船廠「理性化」的計畫後,勞動者們便站出來以罷工做為回應。全 勞聯當時走在最前線,向群眾散布要「起來行動」的訊息。在這場抗爭中不只是國家的計謀失敗,同樣的工人的薪資水平與工作環境都獲得到部分的改善。

不 僅是工人堅強的決心與足智多謀的組織方式帶來了積極的成果,同樣的這與周邊社區的參與也有相當的關係。群眾會議在碼頭的四周發起,從甲板到碼頭四周的地區 都有會議的進行,參與者從工人、工人的家人、鄰居還有所有的支持者都包括在內。靠著這些群眾會議的運作,幾乎整個社區都成了抗爭的一部分。

據 說在經過全勞聯在雷亞爾港的經驗之後,當地建立了一個深刻的地方直接民主政治與抵抗文化 ─ 人們依靠自決而不是那些不負責任的政客、工會組織者或是專家來為他們決定,這確保了決策是由車間和地方來共同決定的基礎。這不是由上而下 ─ 由執行長或是政府、地方或全國機構的決策來運作的。

自從1987年的船廠罷工之後,其他的爭議案與議題都被工會巧妙的連結起來 ─ 抗爭的範圍從勞動爭議、稅務、經濟、文化涵蓋到環境問題都在會議受到討論並發起抵抗行動。

在 英國的情況就如同西班牙一般,我們也有同樣的問題,不只是在造船產業的範圍,社區與生計問題都受到資本家與政府那套自我延續的利潤教條主義的威脅而毀滅。 資本主義在應用處理危機的能力顯示了他們不在乎這些方式對於個人與社會會產生甚麼樣的後果。而我們被鼓勵去自我催眠的相信我們對於改變我們自己的生活是無 能為力的。不管任何政黨與工會都不能給予我們任何東西,他們只能持續丟給我們虛假的承諾。社會的危機還有貧窮的問題只會更加的深刻。

追求一個真正抵抗的時機來了,建立一個勞工運動不只是幫助我們去爭取一個更合理的薪資調整,同樣的他也是在對抗政府與資本主義體制。西班牙工人的行動經驗教導我們寶貴的一課,在我們邁入21世紀之後,我們更需要新的想法的發展。這本小冊的目的即為如此。

 

合理化與抵抗

 

來自於西班牙安那其工團主義全勞聯(卡帝斯區)雷亞爾港的佩佩·貢昧斯是1993年10月30日一場「工會的危機 ─ 建立一個安那其工團的另類可能」日間學校題目的邀請講者,主持單位是倫敦的交通、工務員和教育工作者網絡。

「我向你們致上來自西班牙安那其工團組織全勞聯的問候,我希望透過這次特殊的會議能提高英國與西班牙工人的聯結關係。

今天我想要談論位於西班牙西南方的雷亞爾港船廠的理性化事件,還有全勞聯在其中所參與的行動方式。

首 先,我要先將這個理性化放置在西班牙80-90年代的背景上來看,理性化在那個西班牙的政經背景是一個資本主義的必然結果,這某部分的反應了資本主義需要 一個固定的的合理化和改變生產模式情況。資本改變其生產過程來貫穿對社會的影響外,並改變其中的目的以迎合某些產業的利潤增長,這讓資本不需要固定而可以 移動到其他地方。我同時要指出要去解決這個資本主義不斷加深的理性化過程是不可能的,而我們也寧可去對這個問題提出一個革命性的解決方案。

在 這個脈絡之下,我想要再次的提醒大家資本主義需要一定的工具去達到它的現狀。資本主義需要政黨,需要改良主義工會,因為這些政治與組織事實上都已經成為資 本主義系統的的支柱了。長久以來改良派工會受到資本主義的滋養,而從工人階級的觀點來看這些工會過去所擁有的反抗與質疑能力都在這些與資本主義的關係中被 抵銷了。

我想在此也不需要再去強調這些改良派工會還有政黨的失敗,與他們那些卑鄙的組織天性,所以我就以雷亞爾港所發生的具體情況來談吧。

有 兩個繼承於馬克斯的觀點存在運動之中。第一,馬克思主義將政治和經濟區隔開來,並嘗試去推動一個處理經濟問題的工會想法。將純粹且簡單的經濟問題交由工會 來解決,而政治問題就交由政治黨派來處理。第二,人們被放置在這整個由「代表」行動所建立起來的政治文化中。我們要去抵抗這樣的「代表」文化,不再把我們 的力量委派給所謂的代表者來為我們說話或行動。安那其工團主義目的就是反對這些負面的馬克斯遺物,讓人們可以真正的去重新教育去摧毀這個在過去讓我們把自 決能力拱手讓人的文化。我們要去建立一個新的,並且以人們自己自發的行動來加以取代的運動文化。

真正的革命組織還有真正的革命者是不需要第一個去衝鋒陷陣,或是非得拿起搶靶子才能真正對抗剝削的。我們真正在乎的是建立一個可以讓人們真正參與其中,並且靠自己雙手決策行動的組織。因此我們認為採取直接行動是比起訴諸武裝鬥爭還來的有效。

大概是經過了15年的雷亞爾港經驗吧,我們建立了一個通過固定的對話方式來經營的組織,這個組織為人們提供了一個在議會政治舞台外的新的可能。

我們建立了一個架構,他是依靠著固定的會議來持續運作的,這也是這個經驗中最重要的部分。就是說各個爭議案都是由關係工人與參與工人來自己進入會議中來參與組織的:

每 個星期的星期四,在這個區域的小鎮與村落裡,我們組織全村落大會,所有與這個船廠爭議有關的人不管他們本身是在船廠工作的工作者,或是女人小孩和爺爺奶奶 都可以去參與會議並且真正的投票去決定那些會議上討論的問題。所以我們建立了一個與過去傳統的政黨架構『由上方決策』所不相同的架構模式。我們在雷亞爾港 所做的就是我們由基層來決策,最後再將他們往上實踐。

安 那其工團主義,或是有些人會將他們稱做為革命工團主義,若不是以安那其主義最為基礎核心,那麼他就甚麼都不成立:我們在雷亞爾港所做的事情就是要展現,安 那其工團主義不只是一個處理工廠勞動爭議案的產業組織工會,他事實上是一個跨越社會和政治目標的組織。我們在雷亞爾港嘗試去連結不同的爭議案,並且將抗爭 提升到不同的範圍去,包括教育、還有區域性的健康服務、文化觀點等,而且我們也在同時反對一個高爾夫球場的建案,還有墓地的私有化,除此之外我們也在地方 上對抗稅務增長問題。我們所做的其實就是要去展現安那其工團主義工會不只是侷限在產業問題上。

同 時,我們還意圖去組織一個可以協調生態平衡的運動,為了要對抗這些不同方面的問題,我們將這個區域中的12個不同組織搭起一個連結網絡,我們同樣的興趣都 是對抗這些不同的社會問題,從增稅、高爾夫球場建案,到墓地的私有化等。所以,安那其工團主義在雷亞爾港的組織絕對不只是在於產業的問題上鬥爭,這個鬥爭 是全面化的。

而 我們也確保這個由12個團體所組成的組織,是以團體的共識所主導的,而不是任意一個團體施加其強制力來運作的。所以我們建立了一個直接民主的系統,組織在 會議日程表上安排多個需要提出討論的題目,在會議上由所有參與者共同討論決策。這裡不存在一個中心的控制權力,也沒有一個主導的權力位置,他基本上是一個 聯盟式、公開的直接民主組織系統。


直接行動和直接民主

 

這整個爭議的開端來自於這些船廠的工人已經超過五年沒有工作了,所以政府打算將他們全部關閉。

在1987年底,當西班牙國王訪問雷亞爾港實,全勞聯為了要讓這個爭議案受到注意,他們封鎖主要的交通要道,還有雷亞爾港連結卡蒂絲城的唯一橋梁,這個橋梁是一個重要的戰略位置。當時,全勞聯在橋上築起一道路障讓西班牙國王無法過橋進入雷亞爾港。

每個星期二的行動安排就是破壞和直接行動,我們切斷了電話線。每個星期二整天整個區域的電話線路都暫停。而在每個星期四,我們就在村莊裡集會抗議。

西班牙全國的警察都集中到雷亞爾港來去阻止我們的行動,還出現了不少指控,據說一個孩子要去醫院的路上因為受到全勞聯的路障耽誤治療而死去,但事實上我們永遠都開放救護車的通行,而救護車也是唯一被允許通過的車輛。

每 個星期二我們都佔領船廠的辦公室,從早上7點到下午三點。因為船廠範圍非常的大,所以我們只能在某些地方築起路障。每個星期二在佔領行動結束時,我們也很 小心的在人們撤退的時候保護他們不讓警方騷擾或攻擊,在場的ㄧ些同志會拿彈弓等其他工具,在旁保護撤退工人以防警方騷擾。

到了之後我們開始到城鎮的郊區設置路障,目的是不讓警方進入。從樓房的屋頂人們會對著警方巴士扔下花盆、冰箱、桌子,還有那些老舊用不到的東西。鐵路線也被路障還有砍下的電線桿給切斷。

同樣甲板的也會議也是在星期二舉行,所有在會議上決定的的是當然就是獨立於任何其他的官方工會代表之外的。

當 然,我們也收到整個西班牙全勞聯的支持。整個西班牙各地都有不同的支持活動,從加利西亞到巴塞隆納都有集會支持與討論這個爭議案,除此之外,經濟上的幫助 也是很大的支持。然而在這個爭議案中很重要得一個關鍵因素是,在雷亞爾港的全勞聯工會本來就有很深刻的影響力,這是受到來自各個不同產業與不同工會支持的 主要原因。

另 外也很重要的一點就是四千個造船廠工人之中,兩千個工人屬於工人總工會(社會主義)和勞動者委員會(共產主義)工會。而在工人會議上全勞聯的提案因為是反 對這兩大工會的決策方向,所以常常遇到其他工會的刻意忽略。這主要的衝突原因來自於全勞聯的提案往往受到工人會議得一致通過。

在六個月不間斷的抗議之後,船廠沒有遇到關閉的命運外,工人們開始接受一些新的工作。八艘船進入港內維修,這來自於持續抗爭的成果。

另外一個成果就是55歲提前退休的通過,退休金將與現在仍在工作的工人薪資水平連結上,與現在仍在工作的人們一樣。並且包括那些在九年(55歲到64歲)之間調高過的薪資都進入合併計算,這是一個相當重要的抗爭成果。

另外我們也達到了一個人員工作的輪替系統,當遇到工作不足的時候,人們可以輪替工作時間,例如一個工人兩個月分的替換,以確保所有的人都有工作。但每個人仍然持續的收到全職的薪水。在這樣的情況之下這些工作可以輪替在工人之間而薪資不減。

船廠仍在運作之中,工作仍然不斷湧入,特別是雙層船殼的船舶、生態船(ecological ships),還有從英、法和西班牙的聯合建設計畫所帶來的工作。

 

在車間外的組織:社區範圍的行動

 

我 們想要讓大家了解的是很多不同的問題其實是連結在一起的,像是高爾夫球場的建案、超收的稅率等。所以我們所做的就是,讓大家了解到生態的問題不僅僅只是生 態的問題而已,它牽涉的是一整個政治和社會基礎的問題。在過去的八個月,我們將這些不同的力量與團體集結在一起組織一個共同的計畫,目前他運作得非常成 功。主要的方法就是要對不同的團體提議不同的抗爭方法,而事實上他們也都受到採納。

我 們也試圖建立直接民主的胚胎和鼓勵群眾參與其中,而不只是像小鎮的那些議會一般的幫人們做好健康或是教育決策而套在群眾身上執行。所有的決策都是地方區域 會議上討論,經過金字塔的民主過程(從團體往上移動),我們成功的從下往上採納不同的想法,質問還有問題等等,以一個一致得地方想法去築踏金字塔的頂峰。

 

提問:

 

問:有多少的全勞聯會員是因為受到政治思想的安那其工團主義影響而參與在全勞聯之中呢? 你可以給予在英國的我們ㄧ些甚麼建議?

「首 先呢,所有的全勞聯會員會加入工會都是在意識形態的基礎上同意工會的政治觀點。但在這次的運動中很多人來自不同的組織之中,甚至不同的工會等等。所以我們 提供了很多的晚間課程,課程範圍從生態、解放主義到民主社會等不同題目與觀點,很多人都參與在這一塊的教育行動上面。另外,要我說清楚有點困難,就是說我 只能建議你們去行動,然後就會有其成果。」

 

問:群眾會議只有發生在罷工期間嗎,之後是否有延續下去呢?

「這 個會議是固定活動下去的,我們意圖去做的就是在這些年中為產業範圍的工廠建立一個群眾會議。在村莊和小鎮中這些會議仍繼續運作下去。大概兩個星期之前,有 2千人參與了小鎮的會議。所以可以說這些會議都還繼續的延續下去,但現在我們也專注在發展莊園和地方上的會議上, 我們希望在地方上(更小範圍的)的會議也可以如同那些鎮上會議般運作。

每個星期,全勞聯會去拜訪一些不同的工作坊、工廠,趁他們早上11點鐘的休息時間,我們進入工廠和工人談不同的問題,這也是我們工會的活動之一,我們進入工廠抓緊工人休息時間與他們討論。」

 

問:你們是否採用可以隨時替換的代表制度,另外是否有發生代表發言時卻不是真的傳達會員的觀點,因而需要招回代表的問題?而那些被召回的代表是否覺得受到污辱或是生氣?他們對此事件怎麼反映:被革職於他們的工作?

「我們從未遇到需要召回代表的問題,若是有人真的去代表發言會議決策而違反他的工作,那麼他一定會被召回並且被開除會籍。但是代表都有一定的時間限制,不是六個月的時間不然就是12個月,而且我們從未遇到有人被召回的問題。」

 

問:就你們過去所做的一切,政府有採取甚麼樣的行動來制止妳們嗎?

「在 阿德拉(東岸)發生過其中一件事,一些會員參與了一個攔截行動而遭到起訴。這件事被當作一個藉口來逮捕全勞聯會員,來打壓工會。從1977年開始,當全勞 聯又再次合法化時(佛朗哥的執政從1939年到它死亡之後,工會才再次合法),它成了幾個不同陰謀事件與壓迫行動的受害者,目的就是要剷除工會。

另 外我們關心的還有 ─ 任何的暴力行為或是直接行動的參與者都是整個村落。就是說我們並不是甚麼前鋒隊,我們不會自己的會員去獨立組織行動於議會之外。我 們參與整個村落的組織運動,所有的群眾都是參與在其中的。我們不是像一個前鋒隊一樣的自我行動,所以說就算是暴力或是直接行動都是由所有人共同參與在其中 的。

我個人,還有其他的ㄧ些同志被指控損毀一千五百萬到兩千萬比薩塔價值的東西,並且我的電話受到監聽等等,這些發生在我或是其他同志身上的事,其實就是要犯罪化全勞聯會員,特別那些比較受到注意的幾個人。

全 勞聯,是國際勞工協會在西班牙區的聯盟組織,他成立於20世紀。直到1936年佛朗哥政變之前總共達到2百萬人會員,做為當時最大的工人組織。在1976 年佛朗哥死後他又重新的組織起來,雖然接續15年受到不斷的壓迫。今日全勞聯在其重建的道路上,對於西班牙來說是一個有影響力的工人組織團體。」

 

訪問 ─

女人的參與情況 :(這部分的訪談來自於一個全勞聯雜誌Icaria,Icaria採訪那些獨立於男人之外組織起來的女人們,他們在這次的抗爭中起了很大的影響)

 

雜誌:女人怎麼開始,又為什麼參與雷亞爾港的船廠抗爭運動?

女 人:這開始於一個女人她看到每個星期二這些男人們就要面對警察的騷擾,並且因為船廠爭議案而受到不斷的壓迫後,還要被媒體指控他們是恐怖份子,她開始主動 行動,聯絡鄰居和朋友們。循序漸進的開始她們也連絡了很多不同團體的女人,她們每個星期二就拿著擴音器走到街頭去遊行,在那裡她們遇到更多因為爭議案受到 影響的女人。男人們在這時就在船廠內繼續的抗爭,但是這些問題也一樣影響著女人。在當時還沒有那麼多的支持遊行出現,但我們的情況是,我們是依賴這些男人 工資的家庭。

 

雜誌:為什麼這個抗爭的組織是獨立於男人之外的呢?

女人:因為當時男人們都在船廠,因為我們無法進入船廠上,所以我們就把抗爭帶到城鎮裡去。在星期二,當男人將抗爭帶到鎮上去時,我們也一起加入,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可以在其中形成一個很大的獨立團體。

 

雜誌:這個團體的組織方式為何?

女人:我們選出了六個協調的委員會,但是這些人不是決策者,她們的工作只是在做協調統籌的工作。我們的決議在星期三的群眾會議上決定,在會議上有人提出提案我們就舉手表決。

 

雜誌:有多少女人參與在這個團體?

女人:很多人,我們從100人成長到500人。我們還甚至封鎖了高速公路。

 

雜誌:參與的女人中是否有人是參與合作社的組織者而不是依靠船廠工人薪資生活的?

女人:大部分的女人都是船廠工人的家人。然而也有一些與人來自合作社的背景。

 

雜誌:女人怎麼看待這些主流媒體所報導的暴力事件?

女人:她們怎麼看待這些事件嗎?真正的暴力的唯一行使者就是警察,而這些暴力行動很嚴重,而最嚴重得一次發生在我們的『烈士山』。

我們是一個全然獨立自主的團體,我們想說的是,這些壓迫的暴力行動一點都沒有因為我們是女人而有所減緩,我們的抗爭也不只是發生在星期二,而是每天每日的對抗『秩序的暴力』。我們意圖向其他的女人解釋我們所面對的問題,希望她們也能明白。

另外,我們也收到很多不同女性主義團體與政治犯協會,還有科多瓦女人會議的支持。但是我們要做的工作仍然很多。

 

罷工之後…

 

(與佩佩·貢昧斯在1987年夏天的訪問,登載於全勞聯官方報)

問:你們現在贏得了一些讓步,特別是在造船工作方面,你不擔心這將來會面臨工人的遣散風險嗎?

「至 從在7月9日,最後一次由全部工會(勞動者委員會、工人總工會、全勞聯和工人自治集體)所召開的全體會議之後,我們與其他得工會關係全面破裂,因為他們願 意簽屬一個比照過去合約還更糟糕的協議。我們決定持續抗爭,並且把總罷工拉開到卡蒂斯的工業地區範圍。之後的一星期我們號召一個會議,總共有一千五百名工 人參與。

工 人們當然了解這個合約來自於他們的抗爭行動。就算其他的工會和工人委員會不想再繼續召開工人會議,這個合約的行動也可以換給全勞聯一些喘息的時間… 去組織區域的會議,並且在抗爭風潮下降的時候去譴責這些由其他那些不願召開會議的工會所簽屬的協議書。我們想要表達的是給我們一艘船修理也不代表甚麼。當 我們可以涵蓋整個雷亞爾港時,我們就會召開全體居民會議 ─ 就算其他工會不加入我們的行動(我們還是希望這個行動可以一致),我們還是會以全勞聯之名繼續下去,並譴責他們的這些行動。

政 府在三年前向幾千個工人承諾,若是他們同意接受FPE(全國促進就業資金 ─  工人在三年內接受國家支付80%的基本薪資)的安排離職,政府將派給他們新工作,或是將其復職,而這些承諾將在今年的10月份開始一一到期,我們可以想 見政府無法信守諾言,而這之後將有一波嚴厲的抗爭行動。」

 

問:就全國範圍來看,你覺得是因為甚麼樣的原因使得工人總工會和勞動者委員會等的工會持續坐鎮西班牙最多會員工會?

「我 們已經在準備與所有的小工會,像是阿斯圖里亞斯的左派趨勢(Left Current),他是一個在小型或是中型廠中主要的力量,與雷亞爾港的全勞聯有相似聲望。INTGA是一個加利西亞民族工會,他們也有不錯的基礎,除此 之外還有巴斯克的CAT,他也是那邊港口的重要力量。要是我們團結起來,我們可以在這些官僚工會外動員2到3萬的船廠工人。我們就可以在這些喜歡與國家和 老闆聯合簽署契約的工人總工會與勞動者委員會工會之外自行開會。就算這些工會現在尚未簽屬這份協議書,想必很快也會達成默契的….」

 

問:是甚麼使的全勞聯的行動這麼困難?

「舉例來說吧,我們召開一個工人會議的時候,警察就會伺機在旁。而從一開始不管是恐怖主義或是破壞主義、暴力等都被連結到全勞聯的頭上。我們只要一開始號召一個活動,地方政府就抓住機會對我們的組織猛烈攻擊。

我 們就是得要小心點,特別是現在,要保持住我們的動力。也要小心不要被孤立,並且提防警察的陷害行動(曾經發生)。最重要的是對於雷亞爾港的全勞聯在此抗爭 運動上,還有這些基進得行動都是由工人會議來組織運作的。我們的角色只是去組織(會議上已經決定的)行動方法來捍衛這些工人。

工人控制在近年變成西方社會學,與社會民主工會領導和產業管理非常流行的概念。這個工人管理的概念被放置程”工人參與””產業民主”和”共同決策”。這些方式的目的是要解決資本主義工業中無聊與異化的工作內容與工作環境中的問題。工人的控制被看似一個有望的解決方法。 …一個侷限的決策權力,一個被當做次等意見的聲音,這就是車間控制的工作情況。工人控制是現制在由資本主義者所界定出來的空間去活動,她被當作是非經濟式的工人問題改善。
工人的自我管理則是工人權力以合作社和聯盟的方式在西班牙社會革命之中實踐出來的形式,她與工人管理是有著極大的差異的。自我管理不是一個中介於資本老闆還有工人的形式運作。相反的她是由工人自己將老闆與管理階層掃地出們之後接手自己工作環境的管裡生產極致手段。自我管理的意思是所有的工人組織進入一個車間工人委員會或是工廠委員會,她來決策過去那些本來是由老闆和管理階層決策的所有問題。這個形式的工人也是不准許受到官僚階級的魅惑,權力是由工人自己代理的,她的目的就是她們在大會中指選粗ㄧ些可以隨時替換的無權力代表來時建工人自己的意思。
在西班牙社會革命沒有完全的成功:革命常常很短暫得就停止了。但這個想法,還有目標是工人共同的奮鬥中ㄧ個由工人自己管理的合作社這件事是很清楚的。

奧斯汀。 騷奇

1.無產者最重要的第一個工作
就是要摧毀所有的政治權力

2.建立所謂的”臨時”革命權力
去實踐這個摧毀行動的行為
說穿了就是個騙人的詭計,
而且事實上她對於無產階級
的危險程度就跟現存的政府
沒有兩樣。

今年初在英國倫敦,國際工人協會簡單的辦了一場兩天的周年紀念會議,參與的人來自歐洲區的國際聯盟中的各工會,其中還包括了小部分中南美洲的其他聯盟工會會員,但主要受到地理區域的限制大部分參與者集中於歐洲。會議時間與模式也稍顯小型,主要來自於時間與準備不足。國際工人協會存在的時間雖然已有90個年頭,但經過與多風風雨雨,包括20世紀初安那其工團主義工會剛開始建立的時期,許多工會被逼破走路地下的方式組織,到了三零年代西班牙的全勞連達到最高峰,工會會員與行動快速的長成與散布到西班牙村落中,然而很快的西班牙進入內戰的威脅並於39年正是失陷於法西斯的統治,西班牙全勞連面臨極大的失敗,工會會員被殺被關,少部人成功的活下來走路地下成為地下游擊隊馬機史,而取多人”暫時”出走至法國與其他歐路等待機會。接連的戰爭更將連連遭受國家壓迫的各個聯盟工會遭遇到更大的打擊,在很多地區二戰前後的工會幾乎消失無蹤。雖然70年代之後許多國際勞工協會的工會開始重新組織,但這股力量卻無法回到20世紀初那股工人團結氣集的時代,許多工會仍然保持小型工會的組織方式,在發展上受到許多的困難,包括在德國法律約束之下,德國區工會的合法性時而不得成立,並且在很多時候甚至無法與工人回到車間以工會方式鬥爭,除此之外失去工人也是一個最至關緊要的問題,在英國的團結聯盟至今還不是正式工會。
本篇文章是(大部分完整)節譯自當場參與活動的一個會員的筆記,第一個部分由來自於英國團結聯盟一個近四十年參與者對國際工人協會的介紹,這篇筆記稍嫌簡短,不過可以讓對國際工人協會毫無認識的人有個概念,不過內容似乎不重在存在的方式(鬥爭報告),多是談論存在時間與存在的證明等,可能礙於時間的侷限。想對國際工人協會有更深入的了解可參考本人的論文中的歷史部分。

國際工人協會  – 90個年頭的思想與實踐
T參與了國際工人協會近40年的時間,他追朔安那其工團主義萌芽的最初時期,還有第一國際中馬克斯主義與安那其思想鬥爭,巴黎公社企圖從國家中解放出來。他跟著談論了自第一國記分裂後所成立的那些其他的國際團體發展,例如1872年在聖伊米爾的國際團體,這個團體的成立助長了西班牙和義大利的起義,並且在法國開始重新組織。為了反對第二國際的改革派作為,19世紀後期工團主義開始成長。儘管當時盛行的是和平主義,他們披荊斬棘帶領了社會總罷工和直接行動的思想,而這正是革命工團和安那其工團主義發展的重要時刻。

他並且談到在第三國際時期,安那其工團主義工會與其(第三國際)之間的周旋,直到認識到最終這只是莫斯科的旗子後,工會們才正是抽出這盤棋。這之後IWA快速的於1922年由德國的FAUD堆動下成立,在三零年代他們走過幾個重大的歷史事件,在戰後第一次大會中國際工人協會情勢慘白,僅僅只有瑞典的工會正常運作。在五零年,瑞典的工會離開了聯盟,並且西班牙全勞聯的流亡者之間出現了不少內部爭吵,國際工人協會的局勢更加脆弱。到了75年,整個國際整剩下5-6個團體,其中兩個昰由流亡者組成。佛郎哥的死訊與戰後的資本主義發展高峰期的結束給予了協會新的刺激,到了79年,德國、義大利、挪威的工會再次復新。柏林圍牆的倒下也引法了東歐工會的發展。

這個部落格的更新跟擴充在本人的怠惰下便得很緩慢,但這將改變。
工人新聞的部分將會有定期的國際工人協會的近期新聞與爭議案的更新。
此外也會更新不同派流的文章資料(目前集中在安那其工團與安那其共產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