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最近的在雷亞港造船廠相關的的抗議行動活動在車間與社區之中,他們反對資方要脅關閉工廠的動作,並且在這場抗爭行動中,西班牙全勞聯展現了其重要與決定性的角色。

全勞聯的參與影響著抗爭的組織和行動模式的選擇,這是與過往傳統的改良主義工會中最大的差異  – 同樣的這也帶來了戲劇性的後果。

當 西班牙工人社會黨(以社會民主黨為名,但行柴契爾主義之實的執政黨)發布了一個將雷亞爾港造船廠「理性化」的計畫後,勞動者們便站出來以罷工做為回應。全 勞聯當時走在最前線,向群眾散布要「起來行動」的訊息。在這場抗爭中不只是國家的計謀失敗,同樣的工人的薪資水平與工作環境都獲得到部分的改善。

不 僅是工人堅強的決心與足智多謀的組織方式帶來了積極的成果,同樣的這與周邊社區的參與也有相當的關係。群眾會議在碼頭的四周發起,從甲板到碼頭四周的地區 都有會議的進行,參與者從工人、工人的家人、鄰居還有所有的支持者都包括在內。靠著這些群眾會議的運作,幾乎整個社區都成了抗爭的一部分。

據 說在經過全勞聯在雷亞爾港的經驗之後,當地建立了一個深刻的地方直接民主政治與抵抗文化 ─ 人們依靠自決而不是那些不負責任的政客、工會組織者或是專家來為他們決定,這確保了決策是由車間和地方來共同決定的基礎。這不是由上而下 ─ 由執行長或是政府、地方或全國機構的決策來運作的。

自從1987年的船廠罷工之後,其他的爭議案與議題都被工會巧妙的連結起來 ─ 抗爭的範圍從勞動爭議、稅務、經濟、文化涵蓋到環境問題都在會議受到討論並發起抵抗行動。

在 英國的情況就如同西班牙一般,我們也有同樣的問題,不只是在造船產業的範圍,社區與生計問題都受到資本家與政府那套自我延續的利潤教條主義的威脅而毀滅。 資本主義在應用處理危機的能力顯示了他們不在乎這些方式對於個人與社會會產生甚麼樣的後果。而我們被鼓勵去自我催眠的相信我們對於改變我們自己的生活是無 能為力的。不管任何政黨與工會都不能給予我們任何東西,他們只能持續丟給我們虛假的承諾。社會的危機還有貧窮的問題只會更加的深刻。

追求一個真正抵抗的時機來了,建立一個勞工運動不只是幫助我們去爭取一個更合理的薪資調整,同樣的他也是在對抗政府與資本主義體制。西班牙工人的行動經驗教導我們寶貴的一課,在我們邁入21世紀之後,我們更需要新的想法的發展。這本小冊的目的即為如此。

 

合理化與抵抗

 

來自於西班牙安那其工團主義全勞聯(卡帝斯區)雷亞爾港的佩佩·貢昧斯是1993年10月30日一場「工會的危機 ─ 建立一個安那其工團的另類可能」日間學校題目的邀請講者,主持單位是倫敦的交通、工務員和教育工作者網絡。

「我向你們致上來自西班牙安那其工團組織全勞聯的問候,我希望透過這次特殊的會議能提高英國與西班牙工人的聯結關係。

今天我想要談論位於西班牙西南方的雷亞爾港船廠的理性化事件,還有全勞聯在其中所參與的行動方式。

首 先,我要先將這個理性化放置在西班牙80-90年代的背景上來看,理性化在那個西班牙的政經背景是一個資本主義的必然結果,這某部分的反應了資本主義需要 一個固定的的合理化和改變生產模式情況。資本改變其生產過程來貫穿對社會的影響外,並改變其中的目的以迎合某些產業的利潤增長,這讓資本不需要固定而可以 移動到其他地方。我同時要指出要去解決這個資本主義不斷加深的理性化過程是不可能的,而我們也寧可去對這個問題提出一個革命性的解決方案。

在 這個脈絡之下,我想要再次的提醒大家資本主義需要一定的工具去達到它的現狀。資本主義需要政黨,需要改良主義工會,因為這些政治與組織事實上都已經成為資 本主義系統的的支柱了。長久以來改良派工會受到資本主義的滋養,而從工人階級的觀點來看這些工會過去所擁有的反抗與質疑能力都在這些與資本主義的關係中被 抵銷了。

我想在此也不需要再去強調這些改良派工會還有政黨的失敗,與他們那些卑鄙的組織天性,所以我就以雷亞爾港所發生的具體情況來談吧。

有 兩個繼承於馬克斯的觀點存在運動之中。第一,馬克思主義將政治和經濟區隔開來,並嘗試去推動一個處理經濟問題的工會想法。將純粹且簡單的經濟問題交由工會 來解決,而政治問題就交由政治黨派來處理。第二,人們被放置在這整個由「代表」行動所建立起來的政治文化中。我們要去抵抗這樣的「代表」文化,不再把我們 的力量委派給所謂的代表者來為我們說話或行動。安那其工團主義目的就是反對這些負面的馬克斯遺物,讓人們可以真正的去重新教育去摧毀這個在過去讓我們把自 決能力拱手讓人的文化。我們要去建立一個新的,並且以人們自己自發的行動來加以取代的運動文化。

真正的革命組織還有真正的革命者是不需要第一個去衝鋒陷陣,或是非得拿起搶靶子才能真正對抗剝削的。我們真正在乎的是建立一個可以讓人們真正參與其中,並且靠自己雙手決策行動的組織。因此我們認為採取直接行動是比起訴諸武裝鬥爭還來的有效。

大概是經過了15年的雷亞爾港經驗吧,我們建立了一個通過固定的對話方式來經營的組織,這個組織為人們提供了一個在議會政治舞台外的新的可能。

我們建立了一個架構,他是依靠著固定的會議來持續運作的,這也是這個經驗中最重要的部分。就是說各個爭議案都是由關係工人與參與工人來自己進入會議中來參與組織的:

每 個星期的星期四,在這個區域的小鎮與村落裡,我們組織全村落大會,所有與這個船廠爭議有關的人不管他們本身是在船廠工作的工作者,或是女人小孩和爺爺奶奶 都可以去參與會議並且真正的投票去決定那些會議上討論的問題。所以我們建立了一個與過去傳統的政黨架構『由上方決策』所不相同的架構模式。我們在雷亞爾港 所做的就是我們由基層來決策,最後再將他們往上實踐。

安 那其工團主義,或是有些人會將他們稱做為革命工團主義,若不是以安那其主義最為基礎核心,那麼他就甚麼都不成立:我們在雷亞爾港所做的事情就是要展現,安 那其工團主義不只是一個處理工廠勞動爭議案的產業組織工會,他事實上是一個跨越社會和政治目標的組織。我們在雷亞爾港嘗試去連結不同的爭議案,並且將抗爭 提升到不同的範圍去,包括教育、還有區域性的健康服務、文化觀點等,而且我們也在同時反對一個高爾夫球場的建案,還有墓地的私有化,除此之外我們也在地方 上對抗稅務增長問題。我們所做的其實就是要去展現安那其工團主義工會不只是侷限在產業問題上。

同 時,我們還意圖去組織一個可以協調生態平衡的運動,為了要對抗這些不同方面的問題,我們將這個區域中的12個不同組織搭起一個連結網絡,我們同樣的興趣都 是對抗這些不同的社會問題,從增稅、高爾夫球場建案,到墓地的私有化等。所以,安那其工團主義在雷亞爾港的組織絕對不只是在於產業的問題上鬥爭,這個鬥爭 是全面化的。

而 我們也確保這個由12個團體所組成的組織,是以團體的共識所主導的,而不是任意一個團體施加其強制力來運作的。所以我們建立了一個直接民主的系統,組織在 會議日程表上安排多個需要提出討論的題目,在會議上由所有參與者共同討論決策。這裡不存在一個中心的控制權力,也沒有一個主導的權力位置,他基本上是一個 聯盟式、公開的直接民主組織系統。


直接行動和直接民主

 

這整個爭議的開端來自於這些船廠的工人已經超過五年沒有工作了,所以政府打算將他們全部關閉。

在1987年底,當西班牙國王訪問雷亞爾港實,全勞聯為了要讓這個爭議案受到注意,他們封鎖主要的交通要道,還有雷亞爾港連結卡蒂絲城的唯一橋梁,這個橋梁是一個重要的戰略位置。當時,全勞聯在橋上築起一道路障讓西班牙國王無法過橋進入雷亞爾港。

每個星期二的行動安排就是破壞和直接行動,我們切斷了電話線。每個星期二整天整個區域的電話線路都暫停。而在每個星期四,我們就在村莊裡集會抗議。

西班牙全國的警察都集中到雷亞爾港來去阻止我們的行動,還出現了不少指控,據說一個孩子要去醫院的路上因為受到全勞聯的路障耽誤治療而死去,但事實上我們永遠都開放救護車的通行,而救護車也是唯一被允許通過的車輛。

每 個星期二我們都佔領船廠的辦公室,從早上7點到下午三點。因為船廠範圍非常的大,所以我們只能在某些地方築起路障。每個星期二在佔領行動結束時,我們也很 小心的在人們撤退的時候保護他們不讓警方騷擾或攻擊,在場的ㄧ些同志會拿彈弓等其他工具,在旁保護撤退工人以防警方騷擾。

到了之後我們開始到城鎮的郊區設置路障,目的是不讓警方進入。從樓房的屋頂人們會對著警方巴士扔下花盆、冰箱、桌子,還有那些老舊用不到的東西。鐵路線也被路障還有砍下的電線桿給切斷。

同樣甲板的也會議也是在星期二舉行,所有在會議上決定的的是當然就是獨立於任何其他的官方工會代表之外的。

當 然,我們也收到整個西班牙全勞聯的支持。整個西班牙各地都有不同的支持活動,從加利西亞到巴塞隆納都有集會支持與討論這個爭議案,除此之外,經濟上的幫助 也是很大的支持。然而在這個爭議案中很重要得一個關鍵因素是,在雷亞爾港的全勞聯工會本來就有很深刻的影響力,這是受到來自各個不同產業與不同工會支持的 主要原因。

另 外也很重要的一點就是四千個造船廠工人之中,兩千個工人屬於工人總工會(社會主義)和勞動者委員會(共產主義)工會。而在工人會議上全勞聯的提案因為是反 對這兩大工會的決策方向,所以常常遇到其他工會的刻意忽略。這主要的衝突原因來自於全勞聯的提案往往受到工人會議得一致通過。

在六個月不間斷的抗議之後,船廠沒有遇到關閉的命運外,工人們開始接受一些新的工作。八艘船進入港內維修,這來自於持續抗爭的成果。

另外一個成果就是55歲提前退休的通過,退休金將與現在仍在工作的工人薪資水平連結上,與現在仍在工作的人們一樣。並且包括那些在九年(55歲到64歲)之間調高過的薪資都進入合併計算,這是一個相當重要的抗爭成果。

另外我們也達到了一個人員工作的輪替系統,當遇到工作不足的時候,人們可以輪替工作時間,例如一個工人兩個月分的替換,以確保所有的人都有工作。但每個人仍然持續的收到全職的薪水。在這樣的情況之下這些工作可以輪替在工人之間而薪資不減。

船廠仍在運作之中,工作仍然不斷湧入,特別是雙層船殼的船舶、生態船(ecological ships),還有從英、法和西班牙的聯合建設計畫所帶來的工作。

 

在車間外的組織:社區範圍的行動

 

我 們想要讓大家了解的是很多不同的問題其實是連結在一起的,像是高爾夫球場的建案、超收的稅率等。所以我們所做的就是,讓大家了解到生態的問題不僅僅只是生 態的問題而已,它牽涉的是一整個政治和社會基礎的問題。在過去的八個月,我們將這些不同的力量與團體集結在一起組織一個共同的計畫,目前他運作得非常成 功。主要的方法就是要對不同的團體提議不同的抗爭方法,而事實上他們也都受到採納。

我 們也試圖建立直接民主的胚胎和鼓勵群眾參與其中,而不只是像小鎮的那些議會一般的幫人們做好健康或是教育決策而套在群眾身上執行。所有的決策都是地方區域 會議上討論,經過金字塔的民主過程(從團體往上移動),我們成功的從下往上採納不同的想法,質問還有問題等等,以一個一致得地方想法去築踏金字塔的頂峰。

 

提問:

 

問:有多少的全勞聯會員是因為受到政治思想的安那其工團主義影響而參與在全勞聯之中呢? 你可以給予在英國的我們ㄧ些甚麼建議?

「首 先呢,所有的全勞聯會員會加入工會都是在意識形態的基礎上同意工會的政治觀點。但在這次的運動中很多人來自不同的組織之中,甚至不同的工會等等。所以我們 提供了很多的晚間課程,課程範圍從生態、解放主義到民主社會等不同題目與觀點,很多人都參與在這一塊的教育行動上面。另外,要我說清楚有點困難,就是說我 只能建議你們去行動,然後就會有其成果。」

 

問:群眾會議只有發生在罷工期間嗎,之後是否有延續下去呢?

「這 個會議是固定活動下去的,我們意圖去做的就是在這些年中為產業範圍的工廠建立一個群眾會議。在村莊和小鎮中這些會議仍繼續運作下去。大概兩個星期之前,有 2千人參與了小鎮的會議。所以可以說這些會議都還繼續的延續下去,但現在我們也專注在發展莊園和地方上的會議上, 我們希望在地方上(更小範圍的)的會議也可以如同那些鎮上會議般運作。

每個星期,全勞聯會去拜訪一些不同的工作坊、工廠,趁他們早上11點鐘的休息時間,我們進入工廠和工人談不同的問題,這也是我們工會的活動之一,我們進入工廠抓緊工人休息時間與他們討論。」

 

問:你們是否採用可以隨時替換的代表制度,另外是否有發生代表發言時卻不是真的傳達會員的觀點,因而需要招回代表的問題?而那些被召回的代表是否覺得受到污辱或是生氣?他們對此事件怎麼反映:被革職於他們的工作?

「我們從未遇到需要召回代表的問題,若是有人真的去代表發言會議決策而違反他的工作,那麼他一定會被召回並且被開除會籍。但是代表都有一定的時間限制,不是六個月的時間不然就是12個月,而且我們從未遇到有人被召回的問題。」

 

問:就你們過去所做的一切,政府有採取甚麼樣的行動來制止妳們嗎?

「在 阿德拉(東岸)發生過其中一件事,一些會員參與了一個攔截行動而遭到起訴。這件事被當作一個藉口來逮捕全勞聯會員,來打壓工會。從1977年開始,當全勞 聯又再次合法化時(佛朗哥的執政從1939年到它死亡之後,工會才再次合法),它成了幾個不同陰謀事件與壓迫行動的受害者,目的就是要剷除工會。

另 外我們關心的還有 ─ 任何的暴力行為或是直接行動的參與者都是整個村落。就是說我們並不是甚麼前鋒隊,我們不會自己的會員去獨立組織行動於議會之外。我 們參與整個村落的組織運動,所有的群眾都是參與在其中的。我們不是像一個前鋒隊一樣的自我行動,所以說就算是暴力或是直接行動都是由所有人共同參與在其中 的。

我個人,還有其他的ㄧ些同志被指控損毀一千五百萬到兩千萬比薩塔價值的東西,並且我的電話受到監聽等等,這些發生在我或是其他同志身上的事,其實就是要犯罪化全勞聯會員,特別那些比較受到注意的幾個人。

全 勞聯,是國際勞工協會在西班牙區的聯盟組織,他成立於20世紀。直到1936年佛朗哥政變之前總共達到2百萬人會員,做為當時最大的工人組織。在1976 年佛朗哥死後他又重新的組織起來,雖然接續15年受到不斷的壓迫。今日全勞聯在其重建的道路上,對於西班牙來說是一個有影響力的工人組織團體。」

 

訪問 ─

女人的參與情況 :(這部分的訪談來自於一個全勞聯雜誌Icaria,Icaria採訪那些獨立於男人之外組織起來的女人們,他們在這次的抗爭中起了很大的影響)

 

雜誌:女人怎麼開始,又為什麼參與雷亞爾港的船廠抗爭運動?

女 人:這開始於一個女人她看到每個星期二這些男人們就要面對警察的騷擾,並且因為船廠爭議案而受到不斷的壓迫後,還要被媒體指控他們是恐怖份子,她開始主動 行動,聯絡鄰居和朋友們。循序漸進的開始她們也連絡了很多不同團體的女人,她們每個星期二就拿著擴音器走到街頭去遊行,在那裡她們遇到更多因為爭議案受到 影響的女人。男人們在這時就在船廠內繼續的抗爭,但是這些問題也一樣影響著女人。在當時還沒有那麼多的支持遊行出現,但我們的情況是,我們是依賴這些男人 工資的家庭。

 

雜誌:為什麼這個抗爭的組織是獨立於男人之外的呢?

女人:因為當時男人們都在船廠,因為我們無法進入船廠上,所以我們就把抗爭帶到城鎮裡去。在星期二,當男人將抗爭帶到鎮上去時,我們也一起加入,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可以在其中形成一個很大的獨立團體。

 

雜誌:這個團體的組織方式為何?

女人:我們選出了六個協調的委員會,但是這些人不是決策者,她們的工作只是在做協調統籌的工作。我們的決議在星期三的群眾會議上決定,在會議上有人提出提案我們就舉手表決。

 

雜誌:有多少女人參與在這個團體?

女人:很多人,我們從100人成長到500人。我們還甚至封鎖了高速公路。

 

雜誌:參與的女人中是否有人是參與合作社的組織者而不是依靠船廠工人薪資生活的?

女人:大部分的女人都是船廠工人的家人。然而也有一些與人來自合作社的背景。

 

雜誌:女人怎麼看待這些主流媒體所報導的暴力事件?

女人:她們怎麼看待這些事件嗎?真正的暴力的唯一行使者就是警察,而這些暴力行動很嚴重,而最嚴重得一次發生在我們的『烈士山』。

我們是一個全然獨立自主的團體,我們想說的是,這些壓迫的暴力行動一點都沒有因為我們是女人而有所減緩,我們的抗爭也不只是發生在星期二,而是每天每日的對抗『秩序的暴力』。我們意圖向其他的女人解釋我們所面對的問題,希望她們也能明白。

另外,我們也收到很多不同女性主義團體與政治犯協會,還有科多瓦女人會議的支持。但是我們要做的工作仍然很多。

 

罷工之後…

 

(與佩佩·貢昧斯在1987年夏天的訪問,登載於全勞聯官方報)

問:你們現在贏得了一些讓步,特別是在造船工作方面,你不擔心這將來會面臨工人的遣散風險嗎?

「至 從在7月9日,最後一次由全部工會(勞動者委員會、工人總工會、全勞聯和工人自治集體)所召開的全體會議之後,我們與其他得工會關係全面破裂,因為他們願 意簽屬一個比照過去合約還更糟糕的協議。我們決定持續抗爭,並且把總罷工拉開到卡蒂斯的工業地區範圍。之後的一星期我們號召一個會議,總共有一千五百名工 人參與。

工 人們當然了解這個合約來自於他們的抗爭行動。就算其他的工會和工人委員會不想再繼續召開工人會議,這個合約的行動也可以換給全勞聯一些喘息的時間… 去組織區域的會議,並且在抗爭風潮下降的時候去譴責這些由其他那些不願召開會議的工會所簽屬的協議書。我們想要表達的是給我們一艘船修理也不代表甚麼。當 我們可以涵蓋整個雷亞爾港時,我們就會召開全體居民會議 ─ 就算其他工會不加入我們的行動(我們還是希望這個行動可以一致),我們還是會以全勞聯之名繼續下去,並譴責他們的這些行動。

政 府在三年前向幾千個工人承諾,若是他們同意接受FPE(全國促進就業資金 ─  工人在三年內接受國家支付80%的基本薪資)的安排離職,政府將派給他們新工作,或是將其復職,而這些承諾將在今年的10月份開始一一到期,我們可以想 見政府無法信守諾言,而這之後將有一波嚴厲的抗爭行動。」

 

問:就全國範圍來看,你覺得是因為甚麼樣的原因使得工人總工會和勞動者委員會等的工會持續坐鎮西班牙最多會員工會?

「我 們已經在準備與所有的小工會,像是阿斯圖里亞斯的左派趨勢(Left Current),他是一個在小型或是中型廠中主要的力量,與雷亞爾港的全勞聯有相似聲望。INTGA是一個加利西亞民族工會,他們也有不錯的基礎,除此 之外還有巴斯克的CAT,他也是那邊港口的重要力量。要是我們團結起來,我們可以在這些官僚工會外動員2到3萬的船廠工人。我們就可以在這些喜歡與國家和 老闆聯合簽署契約的工人總工會與勞動者委員會工會之外自行開會。就算這些工會現在尚未簽屬這份協議書,想必很快也會達成默契的….」

 

問:是甚麼使的全勞聯的行動這麼困難?

「舉例來說吧,我們召開一個工人會議的時候,警察就會伺機在旁。而從一開始不管是恐怖主義或是破壞主義、暴力等都被連結到全勞聯的頭上。我們只要一開始號召一個活動,地方政府就抓住機會對我們的組織猛烈攻擊。

我 們就是得要小心點,特別是現在,要保持住我們的動力。也要小心不要被孤立,並且提防警察的陷害行動(曾經發生)。最重要的是對於雷亞爾港的全勞聯在此抗爭 運動上,還有這些基進得行動都是由工人會議來組織運作的。我們的角色只是去組織(會議上已經決定的)行動方法來捍衛這些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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